1985年冬天，就讀于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的張宏樑同學因一封信結(jié)識了時任廈門市委常委、副市長習近平。第一次見面，習近平同志便與他討論起《資本論》課程的學習，分享了自己當年在梁家河研讀《資本論》等經(jīng)典著作的體會，并叮囑：“讀馬克思主義原著要重視序、跋以及書頁下面和書后附錄的注釋，還有馬克思、恩格斯之間有關(guān)《資本論》的通信內(nèi)容。”“要反復讀，用心讀，要把馬克思主義原著‘厚的讀薄，薄的讀厚’。”

采訪對象：張宏樑，男，1964年6月生，遼寧新民人，1982年9月由石家莊十五中考入廈門大學數(shù)學系，1983年9月轉(zhuǎn)入經(jīng)濟系政治經(jīng)濟學專業(yè)學習，曾任系團總支副書記，1987年畢業(yè)分配到河北省計經(jīng)委工作，現(xiàn)在一家投資公司任職。

采　訪　組：石新明　衛(wèi)晨霞　王麗莉　薛宏偉　張其澄

采訪日期：2020年10月4日

采訪地點：北京亞運村張宏樑辦公室

采訪組：張宏樑同志，您好！聽說習近平同志在與您第一次見面時就談到了關(guān)于馬克思主義經(jīng)典原著《資本論》的學習，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。

張宏樑：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，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我和習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85年下半年。當時，我在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政治經(jīng)濟學專業(yè)讀三年級，習近平同志擔任廈門市委常委、副市長。

那年暑假，習市長的一位在我的家鄉(xiāng)城市石家莊工作的初中同學郭曉黎，托我給他帶了封長信。9月開學，我一回到學校，就先給習市長寫了一封信，大意是想把這封信交給他，同時也很期待能與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輕領(lǐng)導見上一面，匯報一下自己的大學生活。當時廈大經(jīng)濟系和廈門市體改委成立了聯(lián)合調(diào)查隊，正在進行“廈門市若干經(jīng)濟問題調(diào)查”，為制定廈門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和改革方案提供第一手市情數(shù)據(jù)，我也希望得到他的當面指導。后來我才知道，這項調(diào)查正是在習市長的提議和指導下展開的，其中21個題目都是由他親自擬定的。我現(xiàn)在還保存著當年調(diào)研報告的匯編文集，文集的前言中寫道：“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1983級全體同學和指導教師為這次調(diào)查付出了辛勤的勞動。”

11月底，我收到習市長的親筆回信，約我見面。我就給他的秘書王泰興打了電話，約定在12月一個周日下午見面。

見面那天，我按照習市長在信中給我留的地址和約定的時間，找到了他的宿舍——圖強路2號樓301室。進門坐下后，我就把那封厚厚的信交給了他。我說，“您的同學郭曉黎讓我一定盯著您看完”。

習市長接過信，笑著說：“這小子要么不寫，要么就寫這么厚！他現(xiàn)在怎么樣?。?rdquo;

“他現(xiàn)在是北京軍區(qū)軍醫(yī)學校的教員。”我答道。

習市長讀完信后，口述了回信內(nèi)容，我認真作了記錄，請他確認后，就準備告辭了。這時他說：“宏樑，不著急，我到廈門時間不長，認識的人也不多，咱們沒事接著聊聊。”于是，習市長就詢問起了很多關(guān)于我們80年代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。比如，每月花費多少，家里給的錢夠不夠，幾個人住一間宿舍。他還特別詢問了我們經(jīng)濟系有幾個專業(yè)，都開設了什么課，各門課程之間有什么內(nèi)在的聯(lián)系，等等。

當他聽到我說開了《資本論》原著課程時，馬上仔細詢問，學的是哪個版本？同學們都感興趣嗎？學起來是否吃力？知道為什么要開這門課嗎？

那時，廈大經(jīng)濟系把《資本論》三卷列為本科生必修課，每一卷學習一個學期。學校還開設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經(jīng)典著作選讀、經(jīng)濟學說史等課程。說實話，對于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學生來說，學起來感覺還是比較枯燥吃力的。習市長說：“你們本科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。學原理、讀原著是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最佳方式，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有效的方式。你們經(jīng)濟系堅持了這么多年，做法很好，對學生的成長和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的形成肯定會非常有好處。”

聽了這番話，我心里暗暗有些吃驚，就問他：“您怎么對《資本論》這么熟悉？”他的回答更是讓我意想不到。他說，自己下鄉(xiāng)的時候在窯洞的煤油燈下通讀過三遍《資本論》，記了很多本筆記，還讀過幾種不同譯本的《資本論》，最喜歡的是我們廈大老師郭大力、王亞南的譯本。因為這兩位先生本身就是經(jīng)濟學家、教育家，對《資本論》的理解很通透，又是直接翻譯德語原著，真實準確。

記得當時我還問他：“我們作為政治經(jīng)濟學專業(yè)的學生，學習《資本論》原著都感到非常吃力。您下鄉(xiāng)插隊勞動，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，怎么還讀得進去《資本論》這么深奧的書呢？《資本論》三卷本差不多得有200萬字吧？”

習市長笑著說：“這就是你們沒有經(jīng)歷和體會的了。當時條件的確很苦，吃的沒一點兒油水，餓著肚子讀書。但是我發(fā)現(xiàn)，一讀書就會忘記勞作艱辛之苦、物質(zhì)貧乏之苦，得到的卻是渾然忘我之樂、精神滿足之樂，這就叫‘苦中作樂’。有時拿到一本好書，還真怕一下子把書讀完、一時沒書可讀??！”

還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。習市長說：“艱苦的環(huán)境逼著我讀更多的書，想更多的事。”在他十幾歲還在上中學時，父親習仲勛就曾對他回憶：“毛主席曾跟我說，他自己讀過不下一百遍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說我年輕，要求我好好研讀馬列著作，特別是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和《資本論》。”習老囑咐他將來也一定要好好把《資本論》“啃”下來。

那天，我們聊了整整一個下午。當年習市長32歲，剛到廈門工作不久；我21歲，剛上廈門大學三年級。

采訪組：在以后的交往中，習近平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原著的學習方面，對您還有哪些指導和幫助？

張宏樑：關(guān)于馬克思主義原著的學習方法，習市長曾多次具體指導過我。一次臨近考試時，我對《資本論》中的一些內(nèi)容理解不透，便專門到他那里請教。記得那天我到得挺早，就在他的宿舍樓梯口邊看書邊等他。他下班回來，看到我很高興，問我“什么事”。我開門見山地說“來請教幾個學習上的問題”，他爽快地說：“好呀，我就喜歡你提學習上的問題。”

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是：“為什么《資本論》的副標題是‘政治經(jīng)濟學批判’，《資本論》與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之間有什么聯(lián)系？”他聽后似乎遲疑了一下，說“你小子能問出這個問題，說明還是動腦子學了”。然后，他很認真地說，首先，這里說的批判不是我們以前理解的狹義上的批駁，不是開“批判會”那種“批判”，而是對亞當·斯密、大衛(wèi)·李嘉圖等人的古典政治經(jīng)濟學理論和邏輯的提高和深化，是批注、評論、判斷。所以，恩格斯說，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(jīng)濟學的研究，本質(zhì)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(chǔ)上。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第一卷出版后說過，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(jīng)濟問題上運用過，這就使得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。為了弄清你前面提的問題，還要認真學習馬克思早年寫的《〈政治經(jīng)濟學批判〉序言》。

習市長接著說，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是個綱，是共產(chǎn)黨人思想和行動上的論點，是共產(chǎn)黨人對人類歷史社會發(fā)展規(guī)律和趨勢判斷總結(jié)得出的結(jié)論；而《資本論》作為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批判》的續(xù)篇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，是最充實、最充分的觀點表述，可以說是經(jīng)濟理論上的論據(jù)。只有讀懂《資本論》，才能真正理解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里的行動立論；同樣，只有讀懂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才能真正理解《資本論》的理論實質(zhì)。年輕學生讀《資本論》，要從讀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入手。論證過程，就是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的革命斗爭和生產(chǎn)實踐的過程。我們學習了論點、論據(jù)，更要從自己的社會實踐中體驗具體的理論實踐論證過程。這才是理論指導實踐、實踐孕育理論的過程。

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闡述，大有醍醐灌頂之感。我邊聽邊記錄下來，接著問道：“如何盡快讀懂馬克思主義原著，有什么竅門嗎？”

“沒有竅門，就是要反復讀，用心讀，要把馬克思主義原著‘厚的讀薄，薄的讀厚’。”習市長回答。

我感到有些不解，又追問道：“厚的就是厚的，薄的就是薄的，怎么厚的能讀薄、薄的能讀厚呢？”

習市長耐心地笑著對我說：“我也是反復讀了好多遍才慢慢體會到的。”他接著介紹說，一本大部頭的書，像三卷《資本論》這樣的書，拿到手里要先翻讀一下，后通讀，最后再有重點地精讀。這樣反復幾遍，才能越讀越薄。讀薄的過程是由淺入深，由表及里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實質(zhì)、掌握內(nèi)涵精髓的過程。你看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這么一個小冊子，包含這么多真理，只有反復讀才能體會得到啊！要把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越讀越厚，每一段每一句都要比照中國歷史文化和實際情況來分析。這種讀厚的過程，就是緊密聯(lián)系中國社會具體實踐的體會過程，逐步領(lǐng)會偉大理論外延的過程。

習市長接著說，厚的讀薄不容易，不要被大部頭純理論嚇著了而不敢鉆研，不要走馬觀花、斷章取義；薄的讀厚更難，不要認為只是喊喊口號，刷刷標語，做表面文章?？梢哉f，厚的讀薄是理論積淀后的升華過程，而薄的讀厚則更需要大量實踐積累，是還原過程。然后，把這些所學理論用于實踐，指導實踐，這就是推動社會發(fā)展的論證過程。說著容易，實際上是一個艱難的跨越。關(guān)鍵是主動思考，要思考如何實現(xiàn)本土化、大眾化。這樣的理論才能宣傳群眾、掌握群眾，才能變成群眾的社會實踐，就像馬克思在《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〉導言》中說的，“理論一經(jīng)掌握群眾，也會變成物質(zhì)力量”。

習市長看我似乎聽懂了，又接著說，作為一個真正的學習者，要學精，就要掌握“從厚讀到薄，從薄讀到厚”的方法。既要一頭鉆進去，把深刻的內(nèi)容讀透，能延展開來，又要把精髓提煉出來，還要能講得明白透徹，這就是所謂的深入淺出。《資本論》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等馬克思主義原著比照著學，多學幾遍，相互印證，這時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在“厚的讀薄，薄的讀厚”的過程中，越學原理越清楚，越學信念越堅定。這就是古人說的“書讀百遍，其義自見”。

習市長還特別囑咐我，讀馬克思主義原著要重視原著前后的序、跋以及書頁下面和書后附錄的注釋，還有馬克思、恩格斯之間有關(guān)《資本論》的通信內(nèi)容。他說：“你會感覺到他們兩位之間、他們與讀者之間在對話交流。要想深刻研究學習經(jīng)典原著，絕對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背景，所以你還要把當年的歷史熟悉一下，甚至是寫那一段時間的名著也要看一下?！?rdquo;他還親自找出了一本《馬克思恩格斯〈資本論〉書信集》送給我，讓我?guī)Щ厝フJ真閱讀。前幾天，我無意間又翻到了這本書，雖然紙張已經(jīng)泛黃，但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。

采訪組：您當時對習近平同志的這些教導都能理解嗎？

張宏樑：實際上，我當時對這些教導理解得不夠透徹。記得有一次，我還跟習市長說：“您說的這些內(nèi)容肯定不考呀……”他當時非常鄭重地對我說：“這你就不懂了，其實這是透徹理解原著內(nèi)涵的一個特別好的方法，也可以說是‘捷徑’。”

習市長從過道書柜里拿出郭大力、王亞南翻譯的《資本論》第一卷，翻到前幾頁，說：“你看，如何理解‘經(jīng)濟人’，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第一卷《原著者初版序》中就明確點到了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也是《資本論》研究的目標之一。‘我絕非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地主的姿態(tài)，在此一切個人都被視為經(jīng)濟范疇之人格化，被視為特殊階級關(guān)系與利益之代表。’”他介紹說，這段序里還有一段精彩的文字：“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為依據(jù)的判斷，我都歡迎。以所謂輿論為依據(jù)的偏見，卻是我從來不讓步的。關(guān)于這種偏見，佛羅倫薩大詩人的格言，便是我的格言：‘走自己的路，不要管別人說的話。’”他接著又說：“我們不看馬克思親筆寫的序，能很快地理解這些嗎？但丁的這句話也是我非常喜歡的，現(xiàn)在翻譯成：‘走自己的路，讓別人去說吧！’聽起來平白如話，讀起來常悟常新。”

習市長又翻了幾頁說，馬克思在法文版序言中還有一段他非常喜歡的話：“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。”從這些序、跋、附錄和通信內(nèi)容中，我們能了解到馬克思、恩格斯兩位導師對經(jīng)濟理論的共同探討、相互砥礪以及對《資本論》學習方法的指教。學習的目的不能只是為了考試，要真的學透弄懂。

習市長還說，馬克思顛沛流離幾十年，這些苦難并沒有把他壓倒，他一直在艱難困苦中不斷前行。馬克思十幾歲時就寫下名言：“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的福利而工作的職業(yè)，那么，重擔就不會把我們壓倒，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；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樂趣，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。”這就是馬克思的“自找苦吃”。

習市長還叮囑我，讀書有“捷徑”，那就是勤奮；成功沒有捷徑，只能是“自找苦吃”。這就是所謂“書山有路勤為徑，學海無涯苦作舟”。讀書就要做到“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”，他說：“廈大有個‘博學樓’，還有個‘篤行樓’，就是提醒你們既要博學，又要篤行，要抓住兩頭，要抓好結(jié)合。要想研究得更深入，就要多跑圖書館，從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慢慢找。我去過你們廈大圖書館，借了幾次書。那里藏書很多，環(huán)境氛圍很好。”

那天，他還感慨地說：“你們現(xiàn)在學習條件多好啊！我在梁家河時，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原著只有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《資本論》《反杜林論》《哥達綱領(lǐng)批判》《法蘭西內(nèi)戰(zhàn)》《國家與革命》等。這些原著有薄有厚，有新有舊，甚至有的書有前沒后，有的書有后沒前，但我每找到一本原著都如獲至寶，反復閱讀咀嚼，比照推敲，慢慢地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，逐漸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最初的認知和了解。　”

回到學校，我腦子里反復回想著習市長的這些話。我翻開《資本論》，拿出圓珠筆，把這幾段話重重地標了出來。前些天，我找出了當年作為教材的《資本論》，一下子就深深陷入30多年前的回憶中。習市長親切渾厚的聲音猶響耳畔：“我與你交流讀經(jīng)典原著的方法，和你們80年代大學生一起探討，也是我進一步思考和學習的過程，也是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……”

還有一點我印象非常深刻，那就是習市長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，常常與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聯(lián)系起來闡述。

習市長對我的這些具體指導，使我對專業(yè)學習的興趣大大增加，閱讀范圍也擴大了很多，成績穩(wěn)步提升。

采訪組：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常常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聯(lián)系起來闡述，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。

張宏樑：習市長對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接續(xù)傳承理解得很深。他曾經(jīng)問我：“人類四大文明中，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能夠傳承至今，綿延不絕，生命力如此頑強？”

他說，自己也是在陜北黃土地里摸爬滾打了七年，才深刻感悟到我們的黃土地農(nóng)耕文明為什么這么有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民族團結(jié)的大一統(tǒng)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主流。各民族之間雖有矛盾沖突，但更有融合交流，在沖突和融合中關(guān)系越來越緊密，最后形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，而不是按民族、宗教各自分家、分派。這與我們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是可以產(chǎn)生共振的。

他還說，讀史明志，知古鑒今。不讀中國歷史，就不知道中國的偉大；不讀世界歷史，就悟不出中國的特色；不讀馬克思主義原理，就不明白馬克思主義是繼承了人類文化和歷史，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真理。

習市長對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學得很透徹，知之甚深。他說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、源遠流長，治國安邦、經(jīng)世濟民都離不開文化，所以有“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”的故事。他還經(jīng)常提到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。有一次，他就問我：“你能說清楚‘先憂后樂’這句話的出處嗎？”

我很自信地回答說：“這回您可問著了。我們1982年高考作文題就是以這句話為題寫議論文，我的得分還挺高呢。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是高中語文要求背誦的課文。”

“好呀，那咱倆背一背吧！”當時他特別有興致，最終背了多少句，我已經(jīng)記不清了，但我肯定沒有背過他，還挨了罰。

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‘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’乎。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”背誦到這段時，他放慢節(jié)奏，抑揚頓挫，聲音也放開了一些，充滿激情。

圍繞憂樂思想，習市長又作了延伸闡述。他說，若是追溯憂樂思想的源頭，那就要說到孟子。在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里，孟子談到了憂和樂：“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憂樂思想是古代士人的人生感悟、家國情懷，翻翻《詩經(jīng)》和諸子百家典籍，“憂”字隨處可見。“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”，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，“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”，都是說的這個道理。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，其形成也是一個不斷擴容內(nèi)涵的歷史過程。

除了古詩文，習市長還拿出一本帶綠色塑料封皮的《漢語成語小詞典》來考我，有時還反過來讓我考他。他在下鄉(xiāng)時就已經(jīng)把整個詞典背熟了，所以我根本考不住他。怪不得他如此博學，原來是一直在“學而知之”“學而時習之”。

記得還有一次，我請教習市長，《大學》中的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怎么理解？他耐心地跟我解釋說，“修齊治平”邏輯性很強，很講步驟和順序。年輕的時候，擺在第一位的是讀書，要苦讀書，讀苦書，就是讀經(jīng)典，讀原著。小說好讀，但理論原著難讀，不讀幾遍理解不了。讀理論原著就是“修身”。到農(nóng)村插隊后，他給自己定了一個規(guī)矩，先從修身開始，一物不知，深以為恥。“平天下”不是打天下，不是統(tǒng)治天下，而是讓老百姓擺脫貧困，安居樂業(yè)、豐衣足食。天下都以你為榜樣去和平發(fā)展，用你的理念去協(xié)和萬邦，實現(xiàn)大同，這就離“平天下”不遠了。理論積累和實踐經(jīng)驗，要拿來為老百姓服務，為全人類服務，為全天下服務，就像孟子說的：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”要像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中保爾·柯察金那樣，不要學冬妮婭，只想過自己的舒適生活，那是小布爾喬亞式的生活，是平庸的追求。

習市長把當時很火的電視劇《新星》中的李向南，與《紅與黑》中的于連相比較。他問我，你知道這部小說為什么叫《紅與黑》嗎？“紅”代表什么，“黑”代表什么呢？他提醒我不能自認為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，就做“學生貴族”“不稼不穡”。在什么年紀就要干好這個年紀該干的事。年輕就要扎扎實實下到基層鍛煉自己，該吃苦就要吃點兒苦，不能耽誤了自己的青春。將來工作了，要先從基層做起，不要把基層當大車店。古人講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將必發(fā)于卒伍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
有一次聊天，習市長對我說：“你的名字不錯，宏樑，宏大的棟樑。”我說，父親姓張，我的輩分排到宏，我母親姓梁。母親要把她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，不管生男生女，所以我的名字就叫“張宏樑”了，“棟樑”的“樑”。他聽了笑著說：“我下鄉(xiāng)的梁家河村姓梁的不少，我的前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就姓梁。”他說，自己老家在陜西富平——“富裕太平”，寓意很好，父親給他們兄弟的名字都加了個“平”字，就是要他們不忘家鄉(xiāng)，將來多為家鄉(xiāng)老百姓做事，真正實現(xiàn)共同富裕，天下太平。

我當時非常敬佩習市長的是，他十幾歲就下鄉(xiāng)勞動，但酷愛讀書，非常博學，特別善于思考、勤于實踐。這些對我的教育和影響都很大。

采訪組：從您的講述中我們了解到，你們在交往的過程中經(jīng)常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，特別是《資本論》的學習。能否再談談這方面的情況？

張宏樑：是的，正因為第一次見面就對《資本論》有了較多較深的探討，才有了我們后來更密切的交往。

一次，習市長讓我聯(lián)系學校，他專門抽時間到校，參加了以“《資本論》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現(xiàn)實指導意義”為題的小范圍座談，部分青年教師和學生與會。記得他是騎著一輛“武夷”牌自行車來的。

當時有一種思潮，認為《資本論》過時了，老師不用教，學生也不用學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已被邊緣化了。習市長在座談會上的意見都很有針對性。他說，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(jié)束真理，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。他還結(jié)合托夫勒的《第三次浪潮》提出一個觀點，就是“信息也是生產(chǎn)力”。

2019年11月，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學院召開了“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的創(chuàng)新與發(fā)展”師生研討會。我們研習了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公開發(fā)表的《對發(fā)展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的再認識》《論〈《政治經(jīng)濟學批判》序言〉的時代意義》《略論〈關(guān)于費爾巴哈的提綱〉的時代意義》三篇重要文章，并就他于2001年在《東南學術(shù)》雜志上發(fā)表的《對發(fā)展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的再認識》一文進行了深入研讀，真正體會到了習近平同志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原理“厚的讀薄，薄的讀厚”，堅持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并充分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。

回顧思考30多年前習市長對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(jīng)典原著的指導，我深深感到，他的這些觀點與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(fā)展一脈相承、一以貫之，正是“學思用貫通，知信行統(tǒng)一”。

采訪組：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當年騎著一輛“武夷”牌自行車到廈大與師生座談，您對這輛自行車一定印象很深刻吧？

張宏樑：當然。他不僅騎著那輛自行車來過廈大，而且他每天上下班也大都是騎著那輛自行車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跟習市長約好去找他，在宿舍門口等了好久，才遠遠看見他推著自行車走回來。他一見我就說：“等半天了吧？今天開會晚了，自行車又壞了，車閘失靈，下坡的時候剎不住，差點兒撞上人，只能推著回來了。”

習市長自嘲說：“我還提議大家騎自行車上下班呢，自己的車子質(zhì)量都不合格呀！”

我笑著說“我去修”，便接過自行車推到修車攤兒。原來是閘皮子磨沒了，于是馬上換了一副新的，還順便幫他檢查了一下自行車的其他部件。

回來后，習市長把宿舍鑰匙給了我一把，說他開會多，時間沒準兒，讓我以后到早了就直接進屋，沒事看看書，還可以幫他接接電話。

我還坐過一次習市長的自行車呢。那次習市長騎著自行車到我們廈大芙蓉（二）宿舍來給同學們送月餅，和我們一起過中秋。他離開的時候，同學們都依依不舍，要送他到大門口。他說：“你們就別送了，宏樑一個人送就行了。”于是，他用自行車馱著我一直到了廈大的大南校門才下車告別。

那段時間，習市長去過幾次我們廈大芙蓉（二）宿舍。他看到很多任課老師到學生宿舍里給學生輔導課程、解答問題，學生沒有問題時，老師還和學生們一起聊天。習市長對王亞南校長留下的這個好傳統(tǒng)非常贊賞，認為對引導學生學習和做人都很有幫助。他還發(fā)現(xiàn)我們芙蓉（二）的學生廁所距離宿舍樓比較遠，有一百多米。為此，他還特意了解了一下，原來這是當年陳嘉庚先生為了讓同學們早上起床后去完廁所，回來就能完全清醒，不再想鉆回被窩睡懶覺而特意設計的，以便同學們養(yǎng)成早起鍛煉、學習的習慣。陳嘉庚先生很重視衛(wèi)生間的設計，他說，用紅磚鋪地面好打理，水一沖就很干凈，既衛(wèi)生還省水。這些都是文化，都是細節(jié)，都要傳承。我在廈大幾年都不知道這些事，打心眼里佩服習市長的認真和細心。

采訪組：您當年從廈大數(shù)學系轉(zhuǎn)到經(jīng)濟系政治經(jīng)濟學專業(yè)學習，請問您與習近平同志聊過轉(zhuǎn)系的事嗎？

張宏樑：我是1982年被廈門大學數(shù)學系錄取的，后來又轉(zhuǎn)到經(jīng)濟系，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。有一次，習市長問我轉(zhuǎn)系的原因。我回答說，自己原本喜歡文科，小學讀《三國演義》，初中讀《水滸傳》，高中時翻閱過《史記》和《資本論》第一卷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(jīng)濟學頗感興趣，但父母都是學理科的，受當時“學好數(shù)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觀念影響，高中上了理科班，又因為仰慕陳景潤，報考了廈大數(shù)學系。沒想到讀了不到一個學期，我就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一點兒數(shù)學天賦都沒有。我是班長，喜歡為同學服務，但做事偏感性，覺得自己將來很難在數(shù)學專業(yè)上作出成績，更不可能為社會作出大的貢獻。經(jīng)過努力，我最終轉(zhuǎn)到了自己喜歡的政治經(jīng)濟學專業(yè)。

聽了我的解釋，習市長說，看來你還是一個有志向、有服務精神的人啊！我的一個忘年交——著名化學家盧嘉錫也是從數(shù)學系轉(zhuǎn)了專業(yè)。盧嘉錫和陳景潤一樣，都是很有成就的人，也都是很有信仰的人。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挺好，要為社會作貢獻，要為老百姓做事情，這個出發(fā)點是對的，也可以說是你的理想。但是，你現(xiàn)在的主要任務是打基礎(chǔ)，把基礎(chǔ)理論學懂學透。學懂了才能信服，信服了理想信念才能堅定，才能體現(xiàn)在工作和行動中，知、信、行是一個整體。

習市長還說，你學過數(shù)學，也學過政治經(jīng)濟學。數(shù)學可以越搞越高深，不能搞雅俗共賞；要搞“曲高和寡”，像陳景潤一樣，全國沒幾個人懂他那個“1＋2”的。但是，我們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要越搞越大眾，不僅要搞陽春白雪，更要搞下里巴人，讓老百姓能聽得懂。就像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所說的，“商品到貨幣是一次驚險的跳躍，如果掉下去，那么摔碎的不僅是商品，而是商品的所有者。”從這個角度講，馬克思主義者能不能讓理論掌握群眾，也是一個驚險的跳躍過程。

轉(zhuǎn)到經(jīng)濟系后，因為對專業(yè)感興趣，我學習起來輕松很多，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團總支副書記，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
采訪組：您跟習近平同志談到過您擔任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團總支副書記和入黨的事情嗎？

張宏樑：談到過。我們相識那年，我剛從預備黨員轉(zhuǎn)為正式黨員，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(jīng)濟系團總支副書記。我跟習市長匯報后，他高興地說：“好！年輕人就應該要求進步，積極入團入黨，利用一切機會鍛煉自己。”

習市長還問我寫了幾次入黨申請書，我說：“寫過一次入黨申請書、兩次思想?yún)R報，還有一次轉(zhuǎn)正申請。”

習市長說：“我曾寫過8份入團申請書，10份入黨申請書，終于在20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每提交一次入黨申請書，都要結(jié)合農(nóng)村勞動實踐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談體會、談認識，每次都會對黨章和黨員義務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認識，這個過程一步一步也不容易。當時我這個‘黑幫子弟’入黨可是頗費周折，比你困難多了，但我充分相信黨，相信黨對我的考驗。”

習市長說：“我父親被打成‘反革命’時，我還不到10歲。我不到16歲就下鄉(xiāng)，20歲入黨，22歲才上大學。我是從‘反動學生’‘黑幫子弟’‘可教育子女’，一步一步入團入黨，又很快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。在那個被稱作‘蹉跎歲月’的日子里，我并沒有蹉跎。這個成長過程，我的家庭和老百姓給了我最重要的教育。我的長輩要求我，要往老鄉(xiāng)那里跑，為他們做事，要做講團結(jié)和善于團結(jié)的人。”

談到入黨的過程和經(jīng)歷，習市長很興奮，也很激動。我認真地聽著，不停點頭，禁不住說：“您真了不起，那么困難的環(huán)境，還能如此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從年齡上講，您比我還早兩年入黨。”我告訴他，我和女友晨霞曾比著看誰先入黨，結(jié)果我比她晚了兩個月。我和她打過賭，誰先入黨將來孩子姓誰的姓?，F(xiàn)在我輸了，怎么辦啊？聽到這里，習市長會心地笑了起來。他說，比著誰先入黨這個好，有入黨積極性；孩子姓誰的姓，這個還可以商量嘛。

采訪組：除了上面講到的這些往事，您在與習近平同志的交往中，還有哪些特別有意思的故事？

張宏樑：那就是習市長多次帶我逛過廈門中山路上的新華書店，非常難忘和有趣。每次他都要買幾本書，除了買經(jīng)濟類的書外，還會買很多軍事、哲學、歷史類的書。他經(jīng)常會考我，比如他問我　“《戰(zhàn)爭論》最主要的觀點是什么呀？”“《孫子兵法》第一句是什么？”說實話，當時有的能答上來，大部分還真不懂?；氐綄W校后，我就趕緊跑圖書館找資料，認真讀，再見面時便能說上一長串，這樣才能跟他對話，甚至探討。他還跟我說，只有嘗過泥土的味道，才能讀懂偉大的思想?，F(xiàn)在有一個說法叫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就是修昔底德在《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史》一書中提出來的，當時他對這個觀點還談了自己的想法。

印象比較深的是，習市長當時特別喜歡商務印書館的“漢譯世界學術(shù)名著叢書”。這套叢書封面是白色的，只印有書名和作者，書脊和封底顏色按專業(yè)有所區(qū)別，哲學用橘黃色，歷史地理用黃色，政治法律用綠色，經(jīng)濟用藍色等，色彩斑斕。買回來擺到宿舍，感到心情非常愉悅。直到現(xiàn)在，我對這幾個專業(yè)的書還會下意識地用這幾個顏色來區(qū)分。當時覺得這套書太多、太貴，很想多買幾本，但又囊中羞澀。我們倆每次逛新華書店的時間都不短，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。看的肯定比買的多得多。有幾次，服務員見我們總看不買，還過來用閩南話提醒：“看得差不多就行了，趕緊買??！”有時我們會硬著頭皮再多看一會兒，有時便會不好意思地趕緊買幾本“收攤兒”回家。

有些比較貴的系列叢書，習市長總有點兒舍不得買，一般都是看幾次后才買。但遇到那種特別喜歡、需要反復研讀的書，他會毫不猶豫地買回去，比如黑格爾著、朱光潛譯的《美學》，克勞塞維茨著的《戰(zhàn)爭論》，郭大力、王亞南翻譯的亞當·斯密的名著《國民財富的性質(zhì)和原因的研究》等。

前幾天，我在整理大學時期的物品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張廈門新華書店的購書發(fā)票，開票時間是1986年3月30日。

記得那天是星期日，我來到他的宿舍后，他提議去中山路新華書店看一看。當時，廈門的新華書店已經(jīng)改為開架式售書，可以在新華書店徜徉很長時間。我選了兩本書，好像有一本是薩繆爾森著、高鴻業(yè)翻譯的《經(jīng)濟學》，習市長也選了幾本書，包括《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史》，一共七本書。

當時的書價有七八毛的，有一塊多的。習市長掏出十塊錢，說：“你去一塊兒結(jié)一下賬，看看夠不夠。”當時十塊錢可是大票啊，我拿著錢跑到柜臺去結(jié)賬，一共九塊二。我特意讓收銀員開了張發(fā)票，回來后把發(fā)票和剩下的八毛錢交給他。他看了一下，也沒伸手接，說：“你還開發(fā)票了？書是咱們自己看的，不能跑到公家那兒報銷。你拿著吧，八毛錢你也拿著，坐公交用。”

從廈門大學到習市長宿舍有五站地，坐公交要一毛錢，如果坐三站地，再走一段路的話，只需要五分錢。那時，我經(jīng)常會為少掏五分錢而選擇提前兩站下車。那天回到宿舍后，我把發(fā)票夾在了女友晨霞給我發(fā)來的生日祝賀電報里。這幾天整理多年未打開的書箱時，無意中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張保存完好的發(fā)票。我內(nèi)心激動不已，眼眶濕潤，感慨萬千，三十五年前的情景浮現(xiàn)在眼前，就像剛剛發(fā)生一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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